??? 那是1964年6月，我突然接到命令，由我组成5人小分队，到场区执行第一次核试验科技档案任务。科技档案是什么我完全不知，又是首次，责任重大，我懵了。很快我到有关单位找到了一本技术档案大连现场会议文集，十分解渴，基本上了解到我们应该做的事。选好了进场的人，第三日便随专列奔赴场区。第二、三次现场任务我都参加了，场区条件相当艰苦任务也重，加之第三次试验过程中邢台大地震，我的母亲妻子女儿等家人，生活在邢台周边四个地方，当时因保密几个月不准通信，家中情况一无所知，虽十分挂心，但任务完成很好，这次试验我立了三等功。首次核试验成功后，我还接受以张爱萍上将为首的核试验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了庆功宴会，我知道这是代表档案工作的。
??? 1965年核基地研究所情报资料处正式成立，我任技术档案科副科长，第二年便从北京搬迁新疆天山深处的山谷中。当年文革便开始了，中央军委虽然命令部队只搞正面教育，但在全国大形势下，仍然产生两派斗争，甚至武斗。我们档案人员执行军委方针，坚守正常工作，仍指导科技人员的文件形成积累和归档，还在枪声中整理档案。当闻悉地方造反派要闯进驻地时，我独身一人搬进档案室去住。还在69年的战备转移中押运两卡车档案至内地。为了绝对安全，在零下30多度的情况下，我们坐在夜间行驶天山的卡车上守护着档案，下车后两腿僵直，说不出话。随后在数千里的闷罐火车行军中，几天几夜忍受的不仅是寒冷，还有饥渴，但保证了档案的绝对安全。第二年底局势缓和，全部档案和人员返回原地。在文革十年动乱中我们的工作不但正常，而且还有发展，这期间我们制定了两万多字的核试验档案管理规定，72年经核基地司令员批准实施。事实证明我们的规定是先进可行的，它与80年国家颁布的《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的精神要求完全一致。这一点使我终身感到自豪。
??? 1978年由我主持情报资料处的全面工作，81年该处改制为研究室，编制仍为40多人。改革开放后，承担的任务除情报、档案、文献、复制和摄影外，还增加了编辑出版、学术交流等任务。我作为主任，自然不能单打一了，只能晚上和休息日加班进行科技档案的思考和研究。88、94年我先后退居二线和退休，有了完全自主的时间，这时我又到档案室扎上新根，除参加实践和研究外，还到全国各地不同类型的档案部门参观访问，特别是92年两次作为国防科工委档案工作组主要成员，跑遍大江南北十几个单位考评，但对我说还是个交流学习的好机会。年底科工委在我所召开档案工作现场会，邀请了全国著名档案专家，我做了学术主报告。这对我是一次大的鞭策和锻炼，视野增宽，向档案的深海区迈进了一大步。
??? 最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在退休后的近20年中进行的。初期在全国档案定量化研究热潮中，我们整理了几十年积累的核试验档案利用记录，共五万多条，包括几十万个数据，全部输入微机，反复地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获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科技档案现行作用的衰减规律、科技档案工作的产出投入比和科技档案利用效益等等。这种用数据说话的论文在全国引起高度关注，有些在评选中名列榜首。但正在研究顺利进行之时，我得了腰间盘突出症，还发现高血压、心脏病症状，我蜷曲在床上疼痛难忍，但脑子却没有停止思考，总想在档案利用数据上再找出些规律性的东西。正在反复思考中，听到所里有意让我到成果鉴定会上作归档质量报告。这是一项重大成果的鉴定，请了国内包括王淦昌等箸名物理学专家。我当时还不能下地，本想打杜冷丁止疼参加会议，但老伴坚决反对，最后由同事扶我参加会议。大概百米的路程我休息了三次，在五分钟的汇报后腿已站不住快要倒下。那时虽腰腿极度疼痛，但心里却热乎乎的。后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主要凭借该项成果，被评为院士。
??? 我们的核试验档案的积累和利用工作在我退休前夕，被科工委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参加成果鉴定会的专家们建议我写一本书。我想也是，当时有了时间又有许多实践经验和文字素材，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动笔。但正在我思维顺利发展时，体检时发现胰腺部位有病灶，这不是小事，便到处去复查，医生都说有病变，这就是说很大可能是癌症，以后又有医生建议剖腹检查。剖腹我是不想做的，就还是写我的书，只想在最后时刻能写完，越快越好。就这样，晚上、周日也不休息。说老实话，写起书来其他什么也不去想了，还津津有味，一年多终于把书写完了，幸运的是也没发作什么病。我兴致正浓，接着又写了第二本书。这两本书前者取名为《现代科技档案管理》，1996年出版，后者书名为《科技档案效益学概论》，98年出版。很不错，前者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再后被作为科技档案教学大纲首位参考书；后者被中国档案学会评为学术著作一等奖，还被数个大学指定为有关博士生阅读书目之一。这两部书的基本素材均来自我们的实践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集体创作。在写书的过程中又萌发了许多新的想法，有的在写书过程中便成文，有的事后成文，算起来共80多篇，多数都有新的观点，例如实物档案论、档案有意识形成论、档案全面效益观等。有位著名学者来信给了我六个字：“大胆、求实、创新”。大胆，我确实做到了，刚进档案大门就敢质疑权威教材《技术档案管理学》的某些观点，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正是因为不怕虎和总想弄个究竟的思维，才使科技档案不断牵着我走。档案整理中总是反过来倒过去，想弄个究竟，分类中也是反复试验，好像永不满意。退休十几年后，耳聋眼花，电视几乎都看不成了，但看到科技档案“淡化论”思想出现，夜寝难眠，终于拿起笔来，写了多篇文章，挑战这一思潮。听家人说2005年我在距家几十米处晕倒在地十多分钟，手中还紧紧地握着反“谈化论”的打印稿。晕倒在地，惊动了整个军休所，但并没有引起我多大震动，只是思想有了准备，立即整理自己的文集，把前言改为留言，还把历年来与中央和上级领导的大合影和具有实物意义的信息记录，及朱光亚为我亲笔题写书名的原件等赠送档案室，作为与档案情的终结。但时过8年了，我还在研究和写论文，今年还有个小高潮，有望成文数篇。现在己是档案牵着我的生命走，虽周身多处不适，却在档案研究、思考、争论中求着乐趣。现在算来，我的研究成果80％以上是在退休后形成的，在科技档案实践和研究上，在一线单位也许是与档案共舞最长的，这使我晚年感到欣慰。
??? 我退休前夕本来可划圆满句号了，荣立二、三等功各一次，获“全国模范档案工作者”称号，还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也有奖励几十项，荣誉有了；经济上也很不错。但我却离不开档案。原因很简单，主要是我在实践中认清了科技档案工作的重大效益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位期间我们请了107位科技专家进行问卷评估，结论是利用科技档案可节约科研总时间的19．4％；还可节约总经费的14．1％。这个数据对我国核试验和研究，现实意义有多大是很清楚了。我国核试验的永久档案还将全部上交档案馆，它的深远意义又很明显。我是学物理的，现在和我入伍时间差不多的科研人员中，有的当了将军，有的还当了院士，我敬重他们，但我从不后悔。至于退休后的研究，那完全是一种人生追求和余热中的乐趣，思考、总结或创新成文，再到发表其乐无穷。当前我这个老档案的名字在网上，已出现在“两弹一星历史人物”栏目中；老年来我还写过几篇回忆性文章，也进入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的视线。档案人能起点“档案”作用，也是一件乐事。我如今已80岁出头，除了吃饭外就是十几种药，但最不能离开的精神药物就是档案的学习研究。人生要有点精神，一生能始终有着执着平凡的追求，就是精神。无悔今生。 | 
